梁晓声​

一九八六年，周秉昆的父亲周志刚六十六岁了。

他四年前退休，落叶归根，终于又回到光字片了。领导们对他这位“大三线”的老建筑工人始终厚爱，有意让他的工龄延长了两年，这样他的工龄就可以达到某一杠杠，每月能多领八九元工资。他对此心存很大的感激——尽管受到格外关照，每月也只不过五十二元退休工资。在当年，那是不低的退休金，他也是光字片退休工资最高的人，比许多在职人员的工资还高，很被人羡慕。

在以往二十余年里，他的人生以光字片那个家为端点，向中国那些偏远的、经济落后、崇山峻岭的省份“发射”，他一直游弋于那些省份之间——A市如同他的地球，光字片是他的发射台。现在，这一颗“老卫星”耗尽了能量，被收藏在光字片，仅有标志意义了。

常常有人问他这个走南闯北过的人，哪个省份留给他的印象最好？他总说都差不多，再好也好不到哪儿去。

他对A市表现出了别人难以理解的深情。退休后的头一个月里，他整天骑辆旧自行车到处逛，把全市的边边角角以及四周郊区都逛遍了。他逛得特过瘾，体会却只是两句话：“哪儿都没变，哪儿都熟悉。”

他对更加脏乱差的光字片一点儿也不嫌弃，因为见过太多比光字片还要脏乱差的情形。同样的情形，是当年许多农村和城市的常态。四年里，他这位从“大三线”退休的老建筑工人，似乎把光字片当成了“小三线”，把自己家所在那条被违章建筑搞成了锯齿状的小街当成了主要工程。如何让自己的家看上去还有点儿家样，理所当然成了他心目中的重点工程——他似乎要独自承担起改良的神圣使命。在春夏秋三季，人们经常见到他在抹墙，既抹自家的墙，也抹街坊邻居家临街的墙。他抹墙似乎有瘾，四年抹薄了几把抹板。有一年，街道选举先进居民，他毫无争议地当选了，区委副书记亲自奖给他一把系着红绸的抹板。他舍不得用，钉了个钉挂在墙上。他依然是个重视荣誉的人。

他的工具不仅是抹板，还有铁锨。人们也常见他修路，铲铲这儿的高，垫垫那儿的低，填填某处的坑，像在平整自家门前的地方。

见到他那么做的人有过意不去的，也有心疼他那么大年纪的，常常劝他：“拉倒吧！一条小破街，弄不弄有什么意思呢？下场雨又稀里哗啦踏烂了。”他却说：“弄弄总归好点儿，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或说：“我往土里掺了炉灰，再下雨不会那么泥泞不堪了。”

​四年一晃过去，周志刚更老了。汉字的微妙之处是别国文字没法比的，只有中国才有“一字师”的说法。一晃多少年的“晃”字虽属民间口头语，但把那种如变脸般快的无奈感传达得淋漓尽致。周志刚完全秃顶了，脑壳左右稀疏的头发全白了。他渐渐蓄起了一尺来长的胡子，胡子倒有些许灰色，估计继续灰下去的日子肯定不会太多了。他的腿脚已不灵活，有点儿步履蹒跚，浑身经常这里痛那里酸的。当年在“大三线”工地上对体能的不遗余力的透支，开始受到必然性的制裁。别人已经称他老爷子了，而即使别人不那么称他，他也明明白白地意识到自己确实老了。

​不论对自家房屋的维修，还是对街坊家临街墙面的义务抹平，他都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抹墙需几道工序，先得备下黄泥，还得有足够的麦秸或谷秸往泥里掺。和好一堆抹墙的泥很需要力气，他和不动了。黄泥也稀缺了，可挖到黄泥的地方越来越少，那种地方往往很快便出现了就地取材建起的土坯或干砸垒的黄泥小屋。当那些小屋住进了人家，如果谁还去周边挖取黄泥，常常引发严重冲突。那些人家会形成一种占山为王的领地意识，攻守同盟，态度凶悍，让企图分享公共资源者望黄泥而却步。